沙特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專制國家，也是美國最早的盟友之一。沙特王室、瓦哈比派和美國體系都參與沙特上層建筑構建，并分別扮演關鍵角色。沙特王室居于政權中心，以傳統部落家族模式分配權力，實現坐莊統治。瓦哈比派以沙里亞法管理社會運行，協調政權與社會關系，指導個人生活。美國定位沙特的外交關系，保證沙特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中的合適地位。這樣跨越時代的混合政治機制之所以成為可能，是沙特建國時國家化不完全的結果。

　　與瓦哈比派和美國結盟是沙特家族實現建國的關鍵，也是沙特國家化不完全的主要原因。18世紀，隨著西方侵略加劇，奧斯曼帝國放松對阿拉伯半島控制，半島內部權力角逐催生新一輪部落戰爭和宗教改革。沙特家族最初既沒有顯赫歷史背景，也不掌握大量土地和財富，僅僅控制著內志一個不足70戶人家的綠洲定居點。瓦哈比遭到本部族放逐，被沙特家族接納后幫助后者在內志地區崛起。瓦哈比派的宗教課稅、集體禱告、社會兩分和圣戰動員等概念，為沙特家族軍事征服提供了宗教合法性和現成的社會治理手段。基于宗教認同的兩分法超越了傳統部落僅以血緣為忠誠號召的局限，但是宗教社會就如傳統帝國，勢必也會保留大量的地區特色和多元傾向，阻礙國家化深入發展。事實上，由于地理區隔和奧斯曼帝國的反制，沙特家族早期的征服規模有限且不穩固。奧斯曼帝國瓦解后，伊本?沙特通過三方面努力最終完成了對半島的征服。其一，通過引進西方交通、通訊技術以及鼓勵游牧部落定居以促進社區物理聯結。其二，通過消除多神崇拜、推進政教合一以促進認同一致，鞏固制度優勢。其三，獲得英國對沙特向海灣沿岸地區擴張的諒解。此后，地區秩序加速流變，沙特成為新興阿拉伯鄰國和殖民大國覬覦的對象。美國作為新興的、沒有地區殖民歷史的域外大國，成為沙特拉攏的對象。雙方同意在沙特合作勘探石油，并于1933年實現建交。1941年沙特發現大油田。1943年，為阻止意大利進攻沙特煉油廠，美國向沙特單獨設立大使館，并提供軍事保護。這樣，沙特與美國基于石油利益和安全保護的特殊關系開始形成。

　　由此可見，建國與國家化在沙特是一個同構過程，國家化是沙特融合盟友優勢資源實現建國的工具。也正因此，沙特的國家化在建國后就失去了動力而遭擱置。一方面，瓦哈比派是法定國教，為政權合法性背書，其保守復古的立場約束政權繼續改造社會的傾向。另一方面，美國的介入解決了沙特政權的財政和安全需要，使其能夠脫離于當地社會而自足運行。當然，國家化進程暫停，沙特王室先天暗弱的缺陷也就此被保留下來。二戰后，地區持續動蕩，沙特始終處于安全威脅之下，對兩個同盟的依賴繼續強化。

二、機制沖突和石油經濟支撐

　　兩個同盟關系是沙特所有上層建筑的基礎支柱，但是它們的互斥性共存也限制了沙特國家政治的進化空間。石油經濟體系的適時發展為沖突性的政權基礎提供了緩沖，解除了沙特繼續推進國家化的緊迫必要性。

　　兩個同盟關系都是彼此政治妥協的產物，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也被保留。作為王室合法性的背書者，瓦哈比派以原教旨主義自我標榜，其自身合法性全部來自于對先知圣訓的嚴格解讀和實踐。根據圣訓，穆罕默德時代及其后兩代構成最好的伊斯蘭社會模版，然而沙特的政治實踐，包括君主制以及基于家族共識的兄終弟及世襲制，都與先知時代通過民主推選產生領袖的辦法相去甚遠。與美國結盟使沙特不得不接受大量現代性元素的輸入，這又與沙里亞法的保守復古規定格格不入。以上都讓瓦哈比派成為意識形態上更保守的薩拉菲派持續攻擊的目標。考慮到原教旨派在沙特只是少數派，瓦哈比派和薩拉菲派一共僅占沙特人口的23%，且主要集中于內志一省，瓦哈比派合法性流失凸顯了政權的脆弱性。

　　美沙同盟也從一開始就內嵌了脆弱性。首先，維持美沙同盟關系將損害本國國內政治為代價。美國政府對沙特的社會宗教政策長期采取寬容緘默態度，這有損美國國內和國際道義的完整性。反過來，沙特政府不得不在國內引入最低限度的社會改革以滿足美國要求，并且對美國扶植以色利采取溫和態度，結果使自己在國內和地區都更趨孤立。“9?11”事件后，文明沖突論高漲。兩國作為沖突文明的領袖國和事件的直接當事國，盟友關系因此備受考驗。其次，美沙同盟合作的石油和安全基礎幾經流變，并不牢靠。美沙合作始于石油開發，但二戰時沙特原油產量尚不及美國本土1%，但促使美國將沙特納入保護范圍的是后者在安全上的潛在價值和高度脆弱性。就安全而言，由于利益和認知不對稱，共同防御意味著雙方要分享各自的安全威脅，也就要承擔一些本不必要甚至與本國利益直接沖突的防御義務。就石油而言，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使阿美公司逐漸完成去美國化，此后兩國經貿伙伴日趨多元化。“不可替代”協議中的軍火貿易成為盟友關系名義存在的宣示而不再是雙方對彼此安全承諾的標志。

　　沖突性的政權支柱基礎客觀上削弱了中央權威。為了維持盟友間的脆弱平衡關系，沙特王室向各階層和領域引進包含封建效忠和現代贊助的混合治理機制。具體的做法是在眾王子間按照傳統的封建方式分配國家權力，同時又允許他們以現代的政治贊助模式競爭政策資源，以優先推進各自背后利益集團的議程安排。這個治理模式帶來兩個較為負面的副作用。其一，垂直方向的權力分割與家族世襲相結合，在某些關鍵部門和省份形成事實上的長期割據局面。前國王費薩爾的兒子，沙特?費薩爾自1975年擔任外交大臣凡40年，直到2015年去世。現國王薩勒曼在擔任國防大臣前，曾主政利雅得省達48年之久。2016年在被時任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撤換前，阿里?奈米已經掌管石油部和阿美公司超過20年。沙特王位繼承奉行兄終弟及原則，在地方分封上則優先執行父子相替辦法。隨著時間推移，不同步任期和長期割據將鞏固不同利益共同體，分化政權內部向心力。其二，水平方向的贊助競爭，導致政權內部不同集團與兩個盟友的特定部門組合成次級利益共同體，從而稀釋對王室的忠誠。2017年6月被撤換的王儲奈耶夫曾長期主導反恐事務，與美國安全和情報部門關系非常密切，以至于外界曾擔心沙特撤換王儲可能會沖擊雙邊關系。2015年4月被撤的王儲穆克林曾長期主政黑爾省和麥地那省，之后負責情報部門期間對沙特在應對基地組織、維護與巴基斯坦軍方關系以及處理伊朗核問題等關鍵事務上具有相當話語權。

　　石油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政權安排補充了經濟基礎，增強了政權包容相互沖突的韌性。沙特在1930年代仍然是幾乎完全由綠洲農業構成的自給自足經濟。美沙合作勘探石油后，沙特逐漸擁有全球最佳的石油資源稟賦組合。沙特石油儲量特別龐大，2016年探明儲量約為2600億桶或41立方公里，占世界16%，且多埋藏于沿海淺表，70%為輕油和超輕油，開采和提煉成本遠較其它國家為低，利潤率更高，加上沙特人口總量少，國內消費占用少，出口比例高。新增的石油財政收入，不僅為維護美沙合作提供了壓艙石，使瓦哈比派所堅持的社會傳統可以得以維持，而且王室通過專享石油權益還獲得了新的忠誠管理手段。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刺激沙特政府不斷追加投資石油產業。與此同時，其它產業因為較低的回報率和便利的進口替代而被有意忽略。結果是盡管此后政府曾多次發起經濟多元化戰略，但沙特仍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石油依賴。石油部門常年貢獻沙特GDP的近半，出口收入的八成，以及財政收入的九成以上，而占另外四成GDP的私營部門也大多直接或間接為石油部門服務。

　　鑒于石油已經成為新的效忠源泉，沙特王室采取多項措施加強石油自主權并擴大石油收入。其一，以安全換石油，收回阿美公司。二戰后期，沙特先抵制了羅斯福總統的購買建議，又以向美軍出借軍事基地擴大安全合作，換取收回石油租借權。1950年雙方修改協議，沙特和阿美共同開發，利潤五五分成。此后地區內民族主義運動持續高漲，加上1971年英國撤出波斯灣，沙特以安全合作換取美國出讓阿美20%股權。1973年沙特主導以石油為武器打擊美國經濟，展現出對國際油價的關鍵影響力。在沙特承諾以美元結算和穩定油價支持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上，美國允許沙特完全回購阿美公司。其二，壓制國內什葉派的平權運動。什葉派約占沙特總人口的15%，但是在東部海灣沿岸和西部紅海沿岸高地地區都占3/4多數。東部海灣沿岸低地不僅分布著沙特絕大多數原油儲量，也是最大的煉油設施所在地。沙特每天有約900萬桶原油經波斯灣的拉斯坦努拉港和朱艾瑪港的油輪或者通過輸油管經紅海沿岸的延布港出口，而這三個港口也都位于什葉派多數地區。隨著石油收入的迅猛增長，沙特政府也加大了對教育、醫療、住房、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后者的發展帶來社會參與預期的普遍增長。但是在瓦哈比派的教義要求下，什葉派一直無法獲得平等社會地位。在1970年代以前，沙特通過支持地區民族主義運動來引導構建國內話語，抑制少數派活動。伊斯蘭革命以后，沙特又將國內什葉派的平權要求與伊朗的擴張威脅掛鉤，以爭取美國的背書。

三、石油瓶頸與社會脆弱性

　　收回阿美公司為沙特帶來豐厚收入預期的同時也賦予后者維護石油輸出安全的責任。石油收入促進了社會綜合發展，擴大了政權與社會的背離。隨著國際市場供需關系扭轉，出口國對油價影響力下降，沙特陷入新的政權合法性危機。

　　1973年，沙特等產油國采取減產禁運措施，國際油價從不到3美元飆漲至12美元。沙特外匯大增，各種進口消費品提高了民眾生活水平。隨著石油權益的擴張，沙特政府也不得不增加三方面的安全支出。其一，彌補美國削減軍援的空缺。在波斯灣“雙支柱”戰略下，美國對沙特實施軍事援助，數額從1970年的不足1600萬美元漲至1972年的3億多美元。石油危機打擊美國經濟，也削弱了后者的援助能力。1975年沙特與美國達成20億美元軍火交易。在此之前，美國施壓以色列與敘利亞談判戈蘭高地歸屬問題，施壓巴列維伊朗承認巴林主權，作為交換，沙特解除石油禁運，承諾平抑油價。其二，維護石油路線安全。1970年代，海灣雙支柱沙特和伊朗聯合出兵，幫助阿曼政府鎮壓由埃及和南也門支持的佐法爾地方叛亂。此外，沙特還加入美國支持巴基斯坦等北層防線國家，抵御蘇聯南下直接威脅石油運輸路線。其三，輸出保守主義。石油危機后，地區國家分化重組，阿拉伯民族主義從此式微，伊斯蘭主義起而代之。1970年代末，埃及與以色列和談，伊朗爆發革命組織激進陣營，美國則發布卡特方針，第五艦隊進駐波斯灣。失去調節美沙關系的杠桿，沙特的地區外交更趨保守，組建海灣合作委員會，扶持地區溫和派陣營。另一方面，伊朗輸出革命和破壞朝覲，為沙特收縮國內政策和打擊國內什葉派提供了正當借口。

　　石油收入培育了沙特社會的多元發展，卻未能改變對單一石油的依賴。石油外匯對社會的改造首先體現在人口數量和結構的巨大變化。石油開發后，外國勞工涌入，城鎮化進程開始。1960年代開始，進口食品和現代醫療條件輸入，沙特人均壽命大幅提高，加上沙里亞法對多子家庭的鼓勵，沙特人口從1950年的310萬快速增長到2011年的2800萬，幾乎每20年翻一番。與此同時，沙特城鎮化水平也迅速提高至85%。截至2014年，在沙特的外國勞工超過1000萬，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南亞和北非國家，來自歐美的也在10萬人以上。高自然增長率加上國外勞工輸入，共同造成沙特人口年輕化的特點。2012年，沙特25歲以下人口占50%，30歲以下人口高達70%。人口爆炸也推高了國內石油消費，2015年國內燃油消耗占其當年產量的1/4，且仍以每年7%速度遞增。年輕人口還推動地產及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快速發展，后者構成非油經濟的主干，是政府和私人的主要投資標的。但是沙里亞法的自我設限，如規定公共場所男女隔離以及對一些非清真行業的禁忌，嚴重阻礙本地人口獲得相關勞動技能，抑制國內消費市場進一步發展。沙特人不得不每年消耗大量石油外匯，到國外度假、娛樂和接受現代教育。本地勞動力技能匱乏成為阻礙沙特經濟多元化努力的最大障礙。2008年時，外國勞工占據了沙特2/3的就業崗位，在私營部門這個比例更高達90%。據估計，適齡沙特人中只有約40%處于完全就業狀態，其中大部分在政府部門。公務員薪資和社會福利補貼構成沉重財政負擔，加之社會新增就業有限，沙特從2000年開始嘗試推動工作崗位的本地化。

　　隨著國際市場供求關系逆轉，沙特對石油收入的過度依賴又放大了政權的脆弱性。當供不應求時，影響價格的主要因素是產油國的戰爭和革命。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伊朗作為歐佩克中人口大國代表，對油價提出更具革命性的要求。沙特人口較少，是歐佩克中的建制派，承諾擴產平抑油價，不僅借機完全收回阿美公司，坐享超額利潤，而且填補了伊朗限產留下的份額，在1980年達到日產1000萬桶水平，成為歐佩克中無可爭議的霸主。兩伊戰爭初期，高油價刺激英國、墨西哥、加拿大等國加入石油出口，西方工業國在經濟危機后消費需求被抑制，轉向新能源，因此國際油價很快掉頭下行。1986年，沙特等海合會國家擴大出口試圖加快兩伊戰爭結束，導致油價暴跌。沙特被迫接受歐佩克生產配額，設立石油儲備基金，向下游提煉和化工環節擴張，以對沖原油價格波動。此后近20年，國際油價基本保持在20美元下方。2003年至2014年，一方面，伊拉克戰爭和伊朗核危機突出供應短缺預期，另一方面，中國等新興國促進了需求端增長，油價進入單邊上漲階段。但是油價上漲對沙特未必是好事。首先，國內消費不斷擴大，吞噬了沙特在此期間的產量增幅，沙特人均GDP一直沒能恢復到1985年的高點。其次，油價高漲取消了勞務市場本地化的必要性，石油依賴的風險持續積累。此外，隨著新興國家的崛起，全球權力重心發生東移。作為美國國際秩序的長期擁護者和受益者，沙特將不得不適應國際秩序新的調整。

四、阿拉伯之春與再國家化變革

　
　　阿拉伯之春摧毀沙特政權所依賴的國際建制。嘗試維護既有秩序受挫后，沙特加速調整內政外交，探尋政權新的定錨。新王儲薩勒曼試圖同時改革兩個同盟關系和石油經濟，推進建國時未竟的國家化進程，以重塑政權與社會關系。 

　　沙特曾嘗試維護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秩序，但屢屢受挫。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及之后的民主化改造摧毀了既定地區秩序的社會基礎，導致地區激進伊斯蘭運動的崛起。沙特嘗試以教派沖突來描述伊拉克等地的沖突，以此部分抵消地區反美情緒，結果促進了極端主義的擴散。美國宣布亞太再平衡戰略后，沙特積極向美國輸血，有意承擔美國駐軍成本。2010年，沙特向美國采購600億美元軍火。然而美國放棄穆巴拉克，不僅直接削弱沙特陣營，也暴露了美國地區政策的無底線。奧巴馬政府放任什葉派力量進入敘利亞，力推伊核協議達成，進一步將沙特逼入死角。感覺被拋棄的沙特開始地區冒進，連續多年擴張軍費開支，展示與伊朗對抗的決心，甘冒國內宗教阻力接近以色列，對巴林、也門實施武裝干涉，支持地區遜尼派激進力量對抗什葉派，支持埃及塞西政變，以及組建阿拉伯聯軍和遜尼派反恐聯盟。2015年3月沙特領銜阿拉伯聯軍開始空襲也門，安全開支快速膨脹，外匯儲備一年內下跌超過1300億美元。在全球反恐形勢下，尤其在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后，歐美紛紛指責沙特等國資助恐怖組織。相形之下，伊朗與俄羅斯結成的什葉派反恐聯盟不僅借反恐占據了伊斯蘭國的大片地盤，而且成了新的國際秩序的建構者。也就是說，沙特與伊朗這對歐佩克中的主要競爭對手即將在新的國際建制面前發生地位逆轉，而沙特絕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

　　沙特單邊擴產維護本國市場優勢地位的努力也告失敗。直到2005年，沙特仍是原油第一生產大國，產量分別是美國和俄羅斯的1.7和1.1倍，扮演穩定油價產量浮動國角色。金融危機后，俄美兩國都試圖通過擴大石油生產來擺脫財政困境。2009年，俄羅斯產量超過沙特，美國憑借頁巖油更將在2018年產量超越俄羅斯。不僅如此，美俄兩國還分別幫助伊拉克南北方恢復石油生產和出口。2014年，伊拉克向美國出口原油量超過沙特。此外，后伊核時代的伊朗也將很快恢復產能至制裁前水平，而且制裁期間伊朗已經儲備了數億桶原油，可以不計成本拋售。雪上加霜的是，中國等新興國家進入產業升級階段，經濟增速放緩，原油需求下降。2014年中，國際油價開始單邊下跌。次年，沙特放棄配額擴大生產，增強與消費國原油提煉合作，試圖以此擠出競爭者。沙特石油具有兩項關鍵優勢，一是儲量驚人，采儲比仍在70以上，二是開采低廉，每桶成本最低還不到3美元。執行低價拋售計劃使沙特承擔了2000多億美元損失。盡管如此，沙特并沒有徹底擠垮美國頁巖油，低價競爭迫使許多頁巖油企業開發出成本更低的開采技術。2016年年底，沙特和俄羅斯發起歐佩克和非歐佩克產油國達成限產協議。協議經過多次延期，終于使油價從30美元以下反彈并維持在50美元上方。美國尚未加入限產協議，油價回升更意味著多超額利潤。就石油而言，美國不再是沙特所依賴的建制維護者，而是規則的破壞者。

　　沙特國民對政權的信心隨外匯儲備快速流失。低油價和限產導致沙特經濟陷入停滯，2017年甚至出現負增長。阿拉伯之春爆發，沙特面臨失序的巨大不確定性。阿卜杜拉國王時期，沙特政府不惜代價，試圖同時維護既有國際秩序和國內穩定。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2011年至2015年春，沙特援助埃及、約旦、巴林和阿曼等溫和派陣營國家的金額達到227億美元。此外，沙特還暗中支持黎巴嫩、伊拉克、利比亞和也門等國的某些派系，為其提供定向援助。國內維穩的開支尤其巨大。穆巴拉克下臺后不久，沙特宣布1300億美元的社會補貼計劃，并聲稱還將投入另外4500億美元改善民生。政府密集投資多個住房和道路建設項目，以緩解飽受詬病的住房難問題。為穩定政局，政府還提高了對公務員和王室家族的補貼。其中，僅王室補貼一年就達130億美元。然而，這種無差別補貼是低效和不可持續的，浪費了政府應對國內最突出的青年問題的資源。自2003年以來，沙特政府通過阿卜杜拉國王中心下設的“宗教與文化對話委員會”，利用社交網絡推進青年和婦女有序參與社會，還每年推送約10萬青年留學歐美。但是這種虛擬參與方式已經很難滿足青年現實要求。沙特目前實際失業率約為30%，未來10年還將有超過190萬人本地大學畢業生和留學歸國人員加入求職隊伍。就業困難，年輕人對生活成本上漲就會更加敏感，導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薩勒曼國王時期，政府提出通過削減各項財政補貼、開征增值稅、發行伊斯蘭債券等方式籌集520億美元用于發展私營部門，希望在未來5年新增120萬就業崗位。但是兩年多來，沙特私營部門沒有表現出任何投資增長勢頭。相反，外匯儲備加快流失顯示正有大量資金外逃。王室內部對削減補貼也表現出抵制情緒。

　　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主導推動的國家變革首先針對沙特長期積累的體制問題。前國王阿卜杜拉傾向自由派，為阻止蘇德里派的集權傾向，曾經進行針對性的機構和人事布局。2009年，他設立效忠委員會，將家族非正式集體磋商決策機制化，2013年又跳過了前面幾個兄弟將勢單力孤的默克林提拔為第二副首相，而該位置一般是留給副王儲的。保持王室虛弱有利于維護政權兩個同盟，但不利于政權快速應對阿拉伯之春中真正的社會危機，也就是青年問題，而且瓦哈比派和美國盟友也已被證明不僅不再可靠，還成了沙特應對青年問題的障礙。作為應對，薩勒曼國王以默克林和內耶夫的正副王儲搭配獲得蘇德里派系和效忠委員會內過半數支持，順利繼位。上臺后，薩勒曼就向最喜歡的兒子穆罕默德?薩勒曼轉移權力，由他負責皇家法庭和國防部，而這兩個職位本來應該是由國王本人和王儲默克林兼任的。2015年4月，支持對伊朗采取緩和政策的默克林辭職，同月，持類似立場的費薩爾外交大臣去世。內耶夫繼任王儲后，依然沒有得到多少實權，相反穆罕默德成為新組建的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的總負責人，統攝政府全部31個部門中的22個，以集中應對就業、住房和民生問題。

　　如前所述，由于雙支柱的存在，很多精英階層對王室的忠誠是有所保留的。也正因此，大肆集權成了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推進激進改革的必要保障手段。過程中，他也充分利用了多個派系之間的矛盾，打拉結合，避免吸引過多火力。2015年4月空襲也門以及2016年初與伊朗斷交，為薩勒曼打擊自由派贏得了國內保守勢力的背書。2017年4月伊斯蘭峰會與美國簽署軍火大單以及6月的卡塔爾斷交風波都高調借用了國際反恐的名義，為7月突然撤換負責反恐事務的時任王儲納耶夫爭取到美國的默許。此后，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又擺出要改革保守宗教的姿態，以安撫和迷惑自由派。9月，沙特解除了婦女不得駕駛的禁令，同時也降低了街頭著裝規范的執行要求。10月，沙特以控制極端主義為名，召集宗教學者討論修改某些伊斯蘭教義。11月初的也門導彈襲擊和黎巴嫩總理辭職事件充滿了突發性，吸引了國際關注，為沙特國內的安全緊急措施打了掩護。連夜成立反腐最高委員會授權突擊抓捕王子和高管起到了一石三鳥的效果。其一，完成了對自由派的關鍵清洗，打擊了潛在政敵，削弱了美國對沙特政權的控制。其二，罰沒收入補充了國庫，樹立了政府權威，遏制了資金外逃。其三，此舉料將促進國內私營部門發展和阿美公司海外上市估值。擺脫對自由派和美國的依賴后，也能為沙特改革傳統社會風俗，發展多元經濟減少些阻力。然而在推進社會改革的同時，王儲仍然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在紅海沿岸建造智能新城，集中管理資源和風險，先行先試，以避免全面開放對保守社會造成過大沖擊。

五、結語

　　1. 這次變革與以往歷次顯著不同，王室集權首先成為改革突破點。

　　沙特歷史上曾經多次推動經濟私有化和多元化，但都失敗了。究其原因，石油收入抑制了廣泛改革的動力，而石油依賴的根源還在于，王室脆弱，尚未擺脫對兩個同盟支柱的依賴。國際石油市場供過于求和國內人口持續膨脹的長期趨勢已經確立。不管主觀意愿如何，去石油化正以石油收入下降的方式真切發生。民眾在等待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安全和社會服務。鑒于政權的經濟支撐已經發生轉移，而兩個盟友均未能對阿拉伯之春作出及時有力響應，沙特這次去石油化的努力關鍵在于實現王室集權。沙特要在短時間內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或者將過于宏大的改革計劃全部付諸實施都將非常困難。但是，一旦王室集權鞏固，政權完成合法性支撐轉移，改革的任務也就完成了大半。

　　2. 穆罕默德王儲的強勢崛起反映了沙特國內社會激進化的現實。

　　幾十年來，沙特底層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民眾被拒絕參與社會，政府補貼越來越難以為繼，物價持續上漲，甚至出現了少數公務員兼職開Uber補貼家用的情況。穆罕默德王儲作為薩勒曼國王最喜歡的兒子，完整繼承了父親治國理政的經驗和資源。作為35歲的年輕人，王儲精力充沛，是公認的工作狂，善于聽取意見，執行力強，是推進去石油化和社會自支持發展的理想人選。國內70%人口的改革要求為王儲集權提供了合法依據，而王儲的變革計劃也集中反映了年輕人不滿現狀、挑戰建制的強烈訴求。事實上，王儲海外用兵和國內反腐都強化了改革是動真格的印象，增進了沙特年輕人對改革的信心和支持。王儲建立起政權與社會的直接互動，重啟了沙特建國時未竟的國家化進程。

　　3.政局穩定后，沙特將以更大的自信和自主回歸溫和的地區政策。

　　王儲的國內集權和地區冒進充滿危險性，卻依然得到美國和諸多地區國家的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沙特依然是地區最大穩定器，是地區溫和派陣營中更脆弱國家的最后倚靠。沙特政權失敗或爆發革命，地區將陷入更大規模的動亂。另一方面，王儲是實用主義者，較少意識形態束縛，不排斥與以色利合作。盡管作風保守，不抽煙、不喝酒、不去國外休假，王儲不是原教旨主義者。薩勒曼國王就任利雅得省長時通過對外合作，合理規劃、招商引資，將利雅得從一個缺少石油資源的貧困小鎮建設成為國際大都市。在父親的熏陶下，王儲從小喜歡日本文化，關注高科技，認為科技是解決地區社會轉型和安全困境問題的終極方案。廣譜屬性使他能夠輕易超越國內派系政治，而民眾的廣泛支持也將支撐他在與瓦哈比派和美國的三邊關系中居于更主動的地位。在地區美俄加大投入、教派競爭下降的情況下，未來沙特將大概率從當前的地區冒險收縮，回歸到傳統的溫和政策，這是由其國家利益所決定的。地區冒險只是王儲在國內激進化背景下，為王室集權贏得社會支持的必要之舉。盡管近來油價略有回升，但是“愿景2030”、智慧新城等宏大計劃才是沙特調控社會預期，促進社會參與的主要工具。無論是石油經濟還是多元發展，沙特都需要地區穩定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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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衛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博士后。